HIV:一個被污名化的病毒,溯源用了三十年

〖發布時間:2020-05-11 16:24:32〗〖文章來源:科技日報〗〖作者:高 博〗〖責任編輯:gly〗



    世界大瘟疫啟示錄

  1980年秋天,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免疫學家,醫生邁克爾·戈特利布注意到,他的5個病人得了同一種怪病。這是一種真菌肺炎,由本來無害的“卡氏肺孢子蟲”引起。病人嘴里黏黏糊糊,因為口腔念珠菌過度繁殖。

  5位病人的T淋巴細胞數目極低,而且都是同性戀者。

  1981年6月5日的《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》刊發了短文《肺孢子蟲性肺炎,洛杉磯》。戈特利布報告:這種病兇多吉少,病因不明。

  殺死全球4000萬人的惡靈,艾滋病,首次現身;而它的源頭,20多年后還籠罩在迷霧之中。而輿論早先賦予感染者的污名,尚未被洗凈。

  零號病人是他嗎?

  一個月后,《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》又登了紐約的報告:同性戀男性人群中發現罕見的卡波氏肉瘤以及卡氏肺炎,8人死亡。同時,邁阿密報告了20位海地移民的卡氏肺炎、口腔念珠菌病和卡波氏肉瘤,10人死亡。

  醫學界認為出現了一種新病,是免疫缺陷,而且和同性戀有關(盡管海地移民自稱異性戀,但被醫生懷疑撒謊)。1982年9月,《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》叫它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癥AIDS。

 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(CDC)調查了全國40名患病的同性戀者,畫了一張關系圖。圖的中心是一個圓圈,和其他8個圓圈交集;圓圈上寫著“0”,他串起了整個關系網。這就是后來被寫進無數暢銷書的“零號病人”:蓋坦·杜加斯。

  杜加斯是一位英俊的放蕩不羈的加拿大空服,飛行穿梭北美各大城市。他自己估計可能有2500個伴侶。杜加斯因艾滋病死于1984年3月,CDC調查報告正好問世。公眾一時相信找到了“零號病人”。調查報告認為病原體傳染途徑類似乙肝病毒。

  1983年5月的《科學》雜志發表了兩個獨立團隊找到的艾滋病病毒。一年后又有獨立報告。3個來源得以統一,1986年定名HIV。

  但“零號病人”不能解開疑惑,病毒不會無中生有。與杜加斯無關的海地病人,又如何解釋?

  沒多久就發現,杜加斯并不是零號病人。1977年死亡的格蕾特·拉斯克,是一位在扎伊爾工作過的丹麥外科醫生,也死于艾滋病癥狀。1986年她的血樣中檢測到了HIV-1。也就是說:杜加斯、海地移民、丹麥大夫,都不是源頭,只是中間鏈條。

  污名化擋不住蔓延

  今天,艾滋病已不是絕癥,也在很多國家“脫敏”。但剛出現時,艾滋病猶如恐怖片主角,嚇壞了公眾;颊弑淮笏廖勖。

  媒體詞匯的感情色彩強烈——“新瘟疫”“超級癌”“惡魔”。美國社會談艾色變。

  HIV感染蔓延社會各群體,但媒體起初報道為“男同性戀相關免疫缺陷”,還用“同性戀癌”一詞。

  生命最后歲月里,杜加斯日漸消沉,但私生活愈發放縱,似乎是為了報復。在舊金山的公共浴室,他經常打亮燈,露出病變位置,告訴剛發生關系的陌生人:“我得了同性戀癌,要死了,你也快了!

  許多人聲稱“艾滋病是對性解放運動的懲罰”。借著歧視艾滋病人,許多人公然仇恨同性戀和性解放運動?拱麄鲝娬{應對伴侶忠誠,變相給HIV感染者打上濫交的標簽。把某個群體與病毒緊密聯系是不公正的,一是缺乏尊重,二是扭曲了對病毒的認知。

  1980年代末,蘇珊·桑塔格寫下《艾滋病及其隱喻》一文,批判社會妖魔化艾滋病人。蘇姍·桑塔格說,疾病象征人格缺陷和道德瑕疵:“疾病最令人恐懼的,不是喪失生命,而是喪失人格!

  很多患者不僅怕艾滋病,更怕歧視的目光。歧視讓人害怕檢測,使艾滋病的調查很難。一些已檢測陽性的攜帶者,也盡量不去治療。

  1990年代有美國學者研究說,艾滋病歧視讓HIV感染者羞愧和內疚,拒絕治療,從而造成了更廣泛的感染。

  一次次瘟疫的啟示是:社會很容易因為災難而陷入非理性,民眾需要對災難的簡單解釋。同性戀者在1980年代成了替罪羊。瘟疫是天災,歧視是人禍。

  病毒溯源是理性又艱難的過程,歧視和推卸責任毫無意義。

  確定了起源地和起源物種

  1980年夏天,一位獸醫學者菲麗絲·卡吉發現,有些圈養的亞洲獼猴死于神秘的免疫紊亂疾病。1985年證明:猴子身上有HIV的親戚,定名為SIV(類人猿免疫缺陷病毒)。隨后在非洲綠猴身上找到了SIV。這是一種分布廣泛,包括好幾個大類的草原猴。野外和各個研究中心的非洲綠猴大概一半都攜帶SIV,但不發病,這表明病毒與非洲綠猴和平共處或許幾百萬年了。

  由于卡吉從塞內加爾一位性工作者的血樣中,找到了介于HIV和SIV之間的病毒,可以確定人感染的HIV類病毒不止一種。

  隨后卡吉等人又找到一種HIV病毒,但與美國版本不同——HIV-1是全球矚目的大瘟疫,HIV-2只是西非一種相對不太兇惡的地方病。HIV-2的來源很快搞清,來自非洲煙熏白眉猴。

  HIV-1分為3個家族,而HIV-2分為9個家族。12個家族迥異,意味著,獨立的獸傳人事件,至少發生過12次。

  人們尤其關心HIV-1是怎么來的。1980年代后期,馬麗娜·皮特斯團隊發現幾只黑猩猩也攜帶SIV病毒,與HIV-1更相近。暗示黑猩猩或許是來源。

  1998年,從1959年的剛果首都利奧波德維爾保存的人體組織中,找到了HIV-1。不久后發現:在1960年同一城市的另一份人體樣本中也發現了HIV-1。兩份樣本的共同祖先,可以追溯到1908年左右。

  科學家奔赴熱帶雨林里找源頭。2000年,科學家先是從坦桑尼亞的黑猩猩身上找到SIV抗體。隨后,在喀麥隆東南部的猩猩身上,發現了最為接近HIV-1的病毒。

  一只編號LB7的猩猩身上的病毒,與HIV-1如此相像,以至于當電腦顯示結果時,科學家們感到震驚和欣喜:“這些結果不是編出來的,太過美好了!”

  2006年7月,《科學》發表了這一結論:HIV-1的疫源地是喀麥隆東南部的雨林。

  尚未結束的溯源,尚未結束的歧視

  1980年以來,陸續發現早期疑似病例,真假不一。如1959年死去的一個英國人,癥狀很像艾滋;他的組織于1990年檢測到HIV-1。但幾年后復查認為是樣本污染。

  1990年代一本暢銷書,說1957年—1960年,剛果的小兒麻痹癥疫苗可能是瘟疫的源頭,因為疫苗培育使用了黑猩猩的腎臟。但這個觀點也被科學否定了。

  即使證據看似充分,病毒溯源仍然容易出錯。

  以下一種艾滋病起源的理論可能最接近事實:

  SIV長久存在于猿猴體內。幾百年前,某只捕食猴子的黑猩猩身上,混合了紅冠白尾猴的SIV和大白鼻紅尾猴的SIV——兩種遠親重排出一種新病毒,比黑猩猩早已適應的SIV更致命,這就是HIV-1的前身。

  一百幾十年前,剛果河上游雨林里,獵人殺死了一只黑猩猩,他的傷口碰到了猩猩的血液。病毒由此傳給人。通過船運貿易,病毒傳到了剛果河下游,在新興城市利奧波德維爾擴散,并傳播到非洲各地。1920年代剛果推廣注射醫療;欠缺消毒的針頭或許加劇了傳染。

  HIV-1不斷分化。196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遣到剛果的幾千名海地工作人員,可能帶回了病毒到海地。

  從海地的幾百個血樣中檢測的病毒推算,1966年前后某個HIV攜帶者迅速傳播了病毒,很可能是通過當地發達的賣血產業。病毒隨著血液制品蔓延全球。

  有研究暗示,1966年就有一位美國少年通過同性性行為感染艾滋病。還有證據表明,最晚在1969年,艾滋病毒通過海地血液制品感染了美國人。邁克爾·戈特利布發現艾滋病前,它已在美國悄悄流行了十幾年。

  艾滋病的背后是全球化交流的無可避免的風險。瘟神不分種族,沒有國界,沒有哪個群體可以豁免。歧視無助于戰勝瘟疫,只會傷害病人。

  據聯合國2018年統計,已有2960萬—4080萬人死于艾滋病,有3790萬人攜帶艾滋病毒。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(UNAIDS)指出,直到今天,對患者的羞辱和歧視仍存在于世界的很多地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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